百年之前，孙中山在革命陷入低潮之时考察中国各地，思考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建设问题。

  这次游历的成果，便是那本完成于1919年的《实业计划》。后来这成为了他的巨著《建国方略》的一部分，也成为了他怀着理想主义的革命激情为中国规划的建设蓝图。

  在这份计划中，中国沿海的三大港口是规划的重中之重。地处中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区，同时也是孙中山老家和革命根据地广东的南方大港，则最受瞩目。

  计划中在珠三角地区设置一个大港并不是出于孙中山的私心，而是因为这里的地理条件优越，人口密集，经济基础好，具备发展成为一个的大港的潜质。

  珠江由西江，北江，东江交汇形成，流域面积广大涵盖了中国南部的六个省份，几乎遍布整个华南。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带来的丰沛降水量和东南崎岖的丘陵山地地貌，为珠江带来了巨大的径流量，是北方大河黄河的7倍。

  西江作为最大干流联通了广东，广西，云南，贵州，其中南宁到广州段的通航价值仅次于长江主干道。北江，东江以及其支流，则连接了江西省南部与广东东北部的各个地区，在陆路运输并不发达的年代地位尤其重要。

  珠三角的土地肥沃，光热条件好，在清末的农业条件下即可做到一年收获两次水稻外加一次杂粮，蚕丝每年可以收获八次之多。良好的农业基础加上便利的进出口条件养活了巨量的人口，这里从清末就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。

  在香港被英国租借前作为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，商贸繁荣，经济发达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催生了著名的十三行，和依附于十三行获取暴利的商人群体。进出口贸易从此成为了广州的城市经济基础，直到现代仍然不息。

  第一次战争后，广州虽然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，但依旧是华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，商业氛围浓厚。到19世纪70年代，广州的出口加工商业与商品性农业都有所发展，1871年《》记者在游历广州之后给予了“它包容和涌动着二三百万兴趣盎然的生命”的高度评价。

  广州港最大的反对者可能是英国人。港英政府对这个香港的潜在竞争对手多加提防，也从侧面说明了广州确实有着建设南方强港的良好底蕴。

  1912年4月到6月，孙中山考察了广州，香港，澳门等地。出生于广东省的他对于珠江入海口有了超乎常人的理解，配合后续广泛阅读资料，孙中山的心目中南方大港的位置逐渐清晰起来。

  在他的规划中，港口的位置应该在“第一闩洲”附近（即今日黄埔港）。此地水深较深，通航能力强，位置靠近当时的广州城交通方便，南方不远则为东江汇入珠江的一系列河口，水陆转运方便。

  当然仅仅选定港口的位置是不够的。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可以通行吃水较深的船只，还需要疏浚河道，保证通行安全。

  这对于珠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。由于珠江入海口出江面极宽，水流流速突然变慢，泥沙沉积作用增强，航道一直较浅。孙中山计划在零丁岛以北，虎门以南建设三个堤坝，堤坝高度低于水面起到控制下层水流，收窄河道，提高流速起到疏浚河道的作用，也就是传统水工中所说的“束水攻沙”。

  江左修筑两座堤坝，一座连接江岸与东新滩滩头，另一座连接东新滩滩尾与零丁滩，两座大坝串联了已形成的江滩，占近三分之一的河道。江右侧修建一座江堤连接万顷沙尾和零丁橫沙，下层水流未受阻拦的主航道只占到原本河面宽度的极小一部分。

  不谈可行性、施工难度和对于径流量如此巨大的河流限流后会造成的后果，单从经费来说，这修建巨型堤坝重建河道的计划，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就是个大难题。孙中山给予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——卖地。

  按照他的计划，在堤坝修好之后河道收窄，沉积作用增强，可以制造出大片的良田，用卖地的收入可以补贴经费“故因此诸堤两岸新成之地，必能偿还筑此诸堤之工程所费，且大有余裕也。”

  孙中山还认为，仅仅改造珠江主航道是远远不足的，还要改造东江的河口。东江汇入珠江的河口有数条之多，如果整合成为一处河口，能大大的提升通航能力，实现的方式也很直接，只保留最北端的河口，阻塞其余河口，仅保留泄洪能力。

  除此之外孙中山还计划在东江的一系列河口附近修建7个堤坝，以收窄河道，清理河底淤泥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将航道加深到四十英尺以上。如遇到河底岩石的阻隔就需要用炸药，同时堤坝还能够更好的起到加速沙洲变为陆地的作用，这些土地又将成为经费来源。

  都想到这了，更大的计划也呼之欲出了——孙中山决定将西江北江汇入珠江的河道截弯取直！

  清理河道、建设大港，与西南铁路系统的建设一样都只是手段，将广州打造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才是目的所在。

  孙中山的规划中以沙面为界，以西作为工业区，利用运河便利运输，并修建仓库等必要的基础设施，以东作为商业区，通过修筑堤坝的方式造地，连接河南和黄埔作为商业地段。

  因为广州的工商业基础较好，孙中山视之为南方制造业中心并寄以厚望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利用城西的煤矿使广州优先实现电气化，在河汊地区开辟富人区，吸引衣锦还乡的外国侨胞前来定居。美好生活吸引更加多的人口和产业，人口红利又可以带动广州的发展，其眼光不可谓不前卫。

  孙中山在实业规划中提到的南方大港定位在如今的黄埔港，民国期间受限于国力1937年才开始建设，1948年具备了一定的规模，1950年重新开港后发展较快，1987年与广州港合并，成为广州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  80年代后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，广东作为华南的制造业重镇，进出口贸易蒸蒸日上，也导致了广州港吞吐量的迅速增加。目前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稳居中国前五，世界前十，排名已超越了孙中山当初常常拿来对标的纽约港，在某一种意义上实现了国父当年的理想。

  2019年广州港口型物流枢纽更是入选首批国家物流枢纽，并被给予了“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门户枢纽、“一带一路”重要国际物流节点和跨境电子商务枢纽、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航运港区、华南江海公铁多式联运基地、华南服务贸易创新平台”的多重超高定位，再次印证了孙中山卓越的眼光。

  然而孙中山对珠江的基建大规划，终究是没有付诸实践。在地势平坦的珠三角阻拦流量巨大珠江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，东莞和深圳都可能会变成泄洪区。

  如今改良珠江的航道使用的是更稳妥的方式——挖泥船，利用挖泥船清理河底淤泥，淤泥可以海抛或陆抛变为陆地，不但手段变得科学，对于淤泥的处理也从视为良田、肥料变为了考虑是不是需要去除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  如今的广州，已经是是中国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，产业上也率先腾笼换鸟，不再依靠第二产业推动经济发展，且经济发展依旧强劲。2018年，广州市GDP为22859.35亿元，增速6.2%，第二、三产业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.6%和73.0%，那些嘲笑广州是“根号2线城市”的“新一线城市”，想要赶上它的脚步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。

  孙中山当然无法预知未来。他不会想到如今有了第三产业的概念，心心念念的重工业很多门类已经被视为过剩产能，他也不是专业的规划师或技术人才，不能提供较为可靠的时间表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。

  但他做到了领先于他的时代，不因革命为他人做嫁衣，北洋政府统治无能，革命前途未卜的现状灰心，而是透过惨淡的现状看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发展的基础作用，看到发展的可能性，从而看到了希望。